过去百余年中，中国和中国人所经历的，是一个从乡土中国进入现代中国的过程。其中所发生的各种前所未有的变化，无不将乡村社会的人与事卷入湍急的变迁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数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创造的奇迹，无一不与乡村紧密联系，这就使得我们认识乡土中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

    对乡土中国的研究，发端于吴文藻，发展于费孝通。1949年以前，费孝通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形成自己的方法论特色，并以《江村经济》、《内地农村》、《乡土中国》等一系列杰出作品赢得了全球性声誉;1979年以后，他受命恢复中断近30年的中国社会学，开启了中国社会学参与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也由此奠定了他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一代宗师的地位。

    然而，社会在剧烈变迁，学术在不断兴替。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将费孝通的研究奉为圭臬，是否还有必要再去重读费孝通那些十多年甚至数十年前的作品?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需要重读费孝通，是因为他确立了学人的标准。在20世纪以来的学人中，我们几乎难以找到其他学者能像他那样，把高深的学问做得平实、将学人的书斋研究化作经世致用的行动、以毕生的心力投诸“志在富民”的理想追求。在他的一生中，始终一以贯之地从经济社会角度去关注民生，始终抱定“行行重行行”的治学路径，始终立足于了解基层社会生活实情开展学术研究。

    我们需要重读费孝通，是因为他具有心系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人文关怀。他不仅深入实地研究、观察现实中发生的问题，及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也站在历史和全球的高度审视社会发展趋势，提出了“文化自觉”、“美好社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若干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的社会发展命题。面对全球化的世界潮流，他还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明观，提出要把“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古训带上，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需要重读费孝通，是因为他为我们揭示了乡土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他从传统社会农村经济体系的个案着手，详细地阐明了中国农村经济是如何从一个嵌入于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过渡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传统经济向现代过渡所具备的潜力、可能性及其受到的限制。他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的转型发展。

    我们需要重读费孝通，还因为中国的传统并未消逝。不论是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抑或民间已经开始小康、乃至积累相当财富的时候，中国的传统都始终存在着。我们需要认识在“文化迭变”过程中仍然延续的那些传统，需要认识在迭变中未曾消失的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他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都能为我们提供重要借鉴。

    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四册“经典珍藏版”费孝通系列作品，其中《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囊括了费孝通的几部早期代表作，《怎样做社会研究》和《文化的生与死》则精选了费孝通一生中的重要论文。在这四册作品中，我们既能读到费孝通始终如一的乡土情怀和对田野的呼唤，又能读到文人那种渺远的玄思和高雅的性灵，更能读到他喻理的睿智和情意的绵厚。

    我们需要重读费孝通，不是不承认他的某些历史局限性，而是要继承和发扬他优秀的学术精神。他以毕生的坚持，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地资料和研究理论，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一种学术品格和人文气质。这一切，都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